来源：陈鲁豫的电影沙发（lyyy_scndgs）
在鲁豫看来，所有作品一旦离开创作母体，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她从宁浩身上看到了对方作为一个创作者真诚实意的表达，也看到了他的清醒和成熟——理性地参与游戏，清晰地划清底线，在底线之上尽可能敬业与专业地配合。但与此同时，她觉得宁浩的审美追求、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摇滚青年一直具备的反叛精神，其实一直都没有被改变，而这些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太过重要，也弥足珍贵。
文｜Elly
鲁豫采访宁浩是在电影《红毯先生》春节档上映前十天，那天宁浩刚刚拍了一个广告，鲁豫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有些疲惫——这也几乎是每一个导演在电影上映前的常态。“因为千头万绪，不疲惫几乎是不可能的”，鲁豫说。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红毯先生》选择在电影上映七天之后改期再上映。鲁豫听到这个消息有些遗憾，但她也明白：“一个创作者唯一能够掌控的只有自己的作品，而当一部作品走向市场，就很像这个创作者面对群山奋力地发出呼喊，回声有多大，来自哪个方向，他都不知道，唯一能够确定并且要相信的就是，只要你耐心细心倾听，你一定能够听到来自群山的回声。”
01
要不要被“标签”绑架？
“你不经历春节档，不知道有多复杂。”聊天过程中，宁浩对鲁豫感慨道。他说自己在拍《心花路放》之前——严格地说是在2014年之前，都没想过票房的事儿，也没有觉得春节档这么“卷”。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当时还没有那么多的电影院，全国银幕数大概是三到四千块，影片上映后获得 2000多万票房，已经是那一年的“票房黑马”。那时候的市场环境还不足以谈票房，一部电影能过亿，就已经相当了不起。大家也不会太过于关心数字，更关注的是电影好不好看。
直到2012年，《人再囧途之泰囧》的上映，它是首部票房达到10亿元的华语电影，这个巨大的数字让人们突然意识到，电影这一领域真的有市场，真的可以赚到钱。在宁浩看来，正是从这个阶段开始，很多资本开始介入到电影业进行推动，让票房数字变得越来越来惊人，从30亿到50亿，而在这个数字疯狂上涨的过程中，电影从业者似乎也不得不“卷”起来。
宁浩感到有些不适应。“我这么一个不爱卷的人都要被迫卷，那就是不开心呗。”在他看来，卷的气氛一旦出现之后，“有特色”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票房障碍，因为有特色的电影意味着它只会越吸引某一类人，观影人群会受到局限，所以越有特色，越有障碍——“你如果要卷，要跟大家竞赛票房，就要做大众电影，等于是做大家共同认同的价值观的那个东西，那特色必然要少一点”。
鲁豫在采访宁浩之前又再次将他过往所有电影都看了一遍，发现有一部电影在当年其实是被低估的——2012年上映的《黄金大劫案》。在她看来，这部电影中一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在那个年代其实很超前。但正是这部电影，让宁浩第一次遭受质疑，很多人觉得这不是他们所认识的宁浩，不理解宁浩怎么就拍了这么一部片子。
这让宁浩感到沮丧——怎么大家不能接受我去尝试一下这种题材，尝试一下线性叙事的东西？但他也同时意识到一个问题——电影的交流面很大，它不像画画，画完之后自己看看或是找几个朋友看看就行。电影观众对于导演是存在一种预期的，甚至会给你贴上某种标签，那你要不要被这个“预期”固定下来？要不要从此就接受这个标签？
后来他想明白了：一切都取决于自己。“比如人家说你是阿迪达斯，你就做球鞋，明天做礼服就不行，（因为）你是阿迪达斯，这放在阿迪达斯那儿一点错没有。但我又不是一产品，要在商业市场上追求最稳定的回馈。如果我的目标不是这个，那我干吗去当球鞋呢？我不能不停地给你生产球鞋啊！我是搞艺术的，而且我搞艺术的这件事情当中，一部分为观众拍，还有另外一部分是为了自个不卷自个舒坦嘛，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没这包袱，不该有这野心，所以就别想这事儿，别被这东西绑架了，也别考虑他们说什么，挑好的看”。
02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宁浩说，他现在都弄一些不需要使太大蛮力去弄的电影。拍摄《疯狂的石头》时，他感觉到当时的国产电影有点儿“慢”，所以做了一千多镜的电影。到《疯狂的塞车》时，已经做到两千多镜。在那个年代，一部电影两千多镜，这个数字放到全世界也是多的。但现在大家都“快”了，很多电影都是三千多镜，宁浩又想做个“慢的”。拍摄《红毯先生》，信息量还是一部商业片的信息量，甚至更多，但一共只有380多个镜头。
宁浩将自己的这种心态归结为一种“逆反心理”。但在鲁豫看来，一个导演无论其作品的外在呈现方式有多少改变，内核都是没有太大变化的。宁浩也一直觉得，所谓风格，其实是不太能够彻底扔掉的，或者说你努力扔也扔不掉的。而在观众眼中，宁浩的电影风格是一直都具有独特的创新性和深刻的批判性。
就拿《红毯先生》来说，影片讲述一位从影四十年的香港天王巨星刘伟驰，他数次入围金像奖，却从未获得过影帝殊荣。为了赢得影帝，他决定与导演林浩合作拍摄农村题材影片——因为听说拍摄这样的题材更容易拿奖。
全片虽然只有380多镜，却完整展现了刘伟驰在拍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荒诞闹剧，将娱乐圈的众生百态直接一锅端到观众面前，很多看完电影的影迷都说：宁浩这次也太狠了，平等地创飞内娱每个人，包括他自己，让导演这个行业的尴尬一览无余。他们管宁浩叫自嘲大师，有一位影迷还感慨道：“宁浩，你怎么敢的啊？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在乎的人了吗？”
《红毯先生》的故事雏形最初出现时，宁浩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合适的戏剧冲突，“大家都知道，我们要编的这个故事是要跟刘德华有些关系的，让刘德华自己演一个类似刘德华的明星，当这个创意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它可以了，这个有点儿意思”。
不同导演在邀约演员上具有不同的方法，宁浩的方法就是讲故事。他不太习惯给演员提前看剧本，总觉得对方在看剧本时，很难一下就得到丰富的信息和情绪，甚至有可能还会误读他想要表达的东西。讲故事，花的时间最短，也最有效。毕竟大家都那么忙，尤其是有一定知名度的演员，手里头不知已经接到了多少剧本，你递给对方一个剧本，对方可能半个月都还没看。宁浩一般会直接问对方是不是有时间吃顿饭，只要有，那这顿饭就是俩小时。他会在饭桌上将自己要拍的故事给对方讲一遍，甚至是演一遍，让对方直接感受到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故事。“通常我要给演员讲一遍故事跟电影长度差不多”，宁浩说。
《红毯先生》从有雏形到能讲故事，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他向刘德华描述这个故事——主人公刘伟驰金像奖来了40次了，从来没有拿过奖。他在想今天到底能不能拿到，一开始在后台反复准备自己上台的演讲词，万一真拿到了，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他把演讲词背会、叠好，然后坐进观众席，还要频频向别人致意，表示绅士的风度。
有观众看完电影后感叹宁浩敢于去拍摄它的胆量，也感叹刘德华能够出演这部电影的勇气。选择影视行业作为题材，本身就是一种自嘲的态度。在这部电影里，观众能看到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无效，同时也能感受到某种失落——每一行都不容易，如宁浩所说：“导演想要导演的，投资方想要投资方的，刘伟驰想要刘伟驰的，都互相伤害对吧，互相不配合，互相不理解。”
鲁豫作为宁浩的观众，在看完《红毯先生》之后的第一直观感受就是觉得这电影“挺不宁浩的”——“节奏更缓慢，有一些艺术表达，用导演的话讲，就是极简主义的电影”。但她认为，这种感受也是出于她对宁浩作品的一种预先设想，而这部“挺不宁浩”的《红毯先生》，可能正是一个人到中年、有着很丰富创作履历的导演，此刻最想表达的一种方式。
至于电影本身是否能与更多人产生连接，似乎不再是宁浩最关心的事了。在他看来，观众有很多种，观众从来都不是一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在观众的“需要”里面，也分不同的“需要”，而他能做的就是“做好这层观众需要的这层东西而已”。
03
反叛精神
1977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的宁浩，作为一名“太原钢铁子弟”，受八九十年代流行文化冲击和洗礼，在青少年时代就一直憧憬外面的世界。
他记得那个年代经常放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有一部电影叫《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拍一个鬼魂的故事。还有一部电影叫《金镖黄天霸》，一个武侠片，那是他第一次看到一个坏人赢了。他记得第一次看港片，看到玻璃楼、街上的汽车、还有枪战，觉得不可思议。包括音乐——从《黄土高坡》到港台流行乐再到崔健、黑豹、唐朝等摇滚乐的冲击，都让他突然意识到，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不同。
他还记得初三那年，自己跑到太原体育馆去看崔健演唱会，当时也没有票，进不去，他和一帮人就在外边唱，“就是外头的人都在跟着里头唱，唱《南泥湾》《一无所有》什么的，那个太热血了”。
电影和音乐给宁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那时的太原，是一座由无数工厂大院构成的城市。宁浩所在的“太钢”，一个单位就有20万人。问起来处，大家一般都说你是哪个单位的？你是哪个厂的？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的医院、自己的学校，生老病死全在一处，有些人的一生都活在一个厂子里。在工厂里长大，命运也就此被禁锢。很多孩子已经被提前写好未来——初中毕业以后要上技校，上完技校直接培训成工人进厂，子承父业。对宁浩来说，那时候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不是哈佛，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北京钢铁学院。
这些钢铁子弟的孩子，能一眼看到自己未来的人生——每天进厂穿着工作服跟铁筷子打交道，三天两头有工伤，浑身都是机油味，在一个到处喷着气的黑管子的地方上班，每个人都是黑乎乎的。小时候的宁浩认为树都是黑的，“很罕见你能在发芽那两天看到绿色的树，但很快那个煤面子和灰就把它变成黑色”。
这种黑色也包括暴力——在子弟学校，打架也是一种普遍现象，一群孩子争着做“街霸”都是常态。这样的环境让宁浩极其没有安全感，但那时候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你要不然就考出去，考不出去就只能留在这种环境里”。
他不想在这种环境中一直待下去，感觉看不到希望，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想离开这里，后来他开始画画，突然发现原来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再只有黑色，不用再跟人家争着做“学霸”或是“街霸”，你只需要完全沉浸下来做自己，不用再去考虑其他事。
宁浩觉得自己“得救了”，终于可以离开那个让他感到绝望的地方。1992年，15岁的宁浩考入山西省电影学校绘制海报专业，成为“画海报”的特招美术生。那个年代海报还是手绘，画明星，要求画得像就行。宁浩只画过一张海报，画的明星就是刘德华。
2002年，宁浩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图片摄影专业，从此开始自己的电影之路。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在这条路上的每个关键节点都会有一个关键人物出现推自己一把。他的第一部电影《香火》，是在自己的老师韩小磊导演的帮助下拍出来的，“他当时就很鼓励我，说你要是有想法就去它拍出来，他还帮我找钱来着”。而让宁浩在电影界一举成名的《疯狂的石头》，是在刘德华“亚洲新星导计划”的支持下拍摄出来的。
宁浩觉得，他在这个行业当中遇到的很多给予他帮助的人，本质上都是纯良的前辈。在他看来，每一行可能都会有一个“薪火相传”的传统，大家互相帮衬，一代一代成长。
成名之后，他也将这个传统延续下去。2012年，宁浩成立“坏猴子影业”，做导演的同时，也做制片和监制。2016年，坏猴子影业推出“坏猴子72变电影计划”，这是一项扶持青年电影人的计划，签约了一批有创意、有态度、有个性的新人导演，如路阳（《绣春刀Ⅱ修罗战场》《刺杀小说家》）、文牧野（《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孩》）、温仕培（《热带往事》）、申奥（《受益人》《孤注一掷》）、王子昭（《二手杰作》）等。据计算，十年间，坏猴子影业参与投资的13部电影共获得198.84亿本票房。宁浩的公司里有一面柜子，里面摆满了坏猴子影业扶持的一众青年导演作品的海报以及所获得的奖彰。
宁浩监制别人的电影时会特别尊重导演的意见， “做监制要学会管住自己，别捣乱”，他笑着说道。鲁豫问他：“这很难吧？因为你是如此之专业，会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片场有哪些问题，要忍住不说是很难的。”“所以我不去啊”，宁浩答道，“我最爱干的就是监制的活儿，是因为啥也不用干”，他笑着继续说道：“你就不要去现场，你去现场，现场出现了两个导演，而且那些现场工作人员里头如果还有跟你合作过的，有时候还对你以示尊重吧，就弄得人家还挺尴尬。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感觉，我在拍戏时候，很多人一探班我就焦虑，因为生产压力挺大的，一天这多少镜头，然后戏也没想明白，这旁边坐着一哥们儿，你总得跟人说两句吧，你就一边拍还一边跟人解释，说这（镜头）大概怎么回事，你不能给人干撂这儿，这种压力就挺大的。（所以）我就尽量不去，就别给人家捣这乱，我一般到剧组最多是不忙的时候，请大伙儿吃个饭表示感谢，就完事儿了。再前头就是导演压力没那么大的时候，写剧本的时候可以聊聊天，就是应该怎么弄，剩下就是找找演员的事儿，万一你要是不熟但我熟呢，我就去帮你沟通沟通，后期剪辑的时候再提一些建议，应该怎么弄，都是商量着来。”
他说他跟青年导演合作纯粹是为了一个氛围，“大家都在一个‘车间’里，都在忙着干这事，那我觉得是同一种语言的人，还能聊天，还能交朋友”。申奥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聊过他与宁浩最初合作时的关系：“其实我们最开始的合作，不是监制和导演，而是一个成熟的监制和一个学着做导演的学生，在这两年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是手把手被宁浩导演教着怎么做导演的，我才具备了能做导演的能力。”
如今这些青年导演所生存的环境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坏了？在宁浩看来，有好有坏——好处是才华基本不会被埋没，现在有各种渠道可以展现你的作品，大家都会看到，只要你想做，就一定能做，被看见的门槛降低了。但与此相伴的是，环境越来越卷，竞争非常激烈，即使你没有被埋没，想出类拔萃也不太容易。宁浩也经常跟人聊，说感觉这个环境越来越不好玩了——“当然，人生也没有什么更好玩的地儿，可能别的地儿更不好玩，这还不如在这儿呢”。
宁浩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一名伟大的导演，他干导演只是因为觉得这事儿好玩，就去试试，“但玩的时候我会比较认真，可是你说我有多强的目的？我没目的。我现在尽量做到什么呢，我别想那么多。有那么一个词叫专注于创作，能做到，创作是很容易进入到那样一个状态里的，（所以）要不停地去创作”。
李安导演的电影《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曾带给宁浩很大的触动，他感觉影片所展现的东西特别像是他拍电影的感受，“我们在前线拍戏，不停解决问题，等到每次去做宣传的时候，就特别像主人公回来（的状态），像个猴站那儿给观众展览一下，问一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我就觉得我还是回去吧，要不然又有一大堆跟你谈生意的——这事儿怎么弄，我们投多少，能植入多少东西，不胜其烦。就是你一回剧组就好了，不胜其烦的这个问题就都没了”。
对宁浩来说，在每一部作品当中完成自己想要去做的尝试，这件事构成了他人生的一部分，而且是能够让他逃离这个世界、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的重要部分。最近一次让他觉得开心很满足的时刻就是上一部戏杀青的时候，“因为是完全在我想要的一个节奏里头、一个比较舒适的方式里头拿下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比较轻松地控制这样的东西了，而且拍得也不是太较劲，不是那种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的状态），没有，我其实就想尝试咱每天8个小时能不能干完这活儿”。
在鲁豫看来，所有作品一旦离开创作母体，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生命轨迹。她从宁浩身上看到了对方作为一个创作者真诚实意的表达，也看到了他的清醒和成熟——理性地参与游戏，清晰地划清底线，在底线之上尽可能敬业与专业地配合。但与此同时，她觉得宁浩的审美追求、他内心想要表达的东西以及摇滚青年一直具备的反叛精神，其实一直都没有被改变，而这些这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太过重要，也弥足珍贵。
这些年，宁浩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发出声音，如鲁豫所说，像是一个创作者面对群山奋力地发出呼喊。而对于他的观众来说，或许能做的就是在每一个听到的时刻给予回响。
采访素材及配图来源｜《鲁豫有约一日行》宁浩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