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的八月，张子静难得有机会离开乡下，回到了市区。他急匆匆地骑着一辆老式单车，满怀期待地赶去探望姐姐。，当他来到姐姐的公寓时，却发现门前空荡荡的，只有冰冷的门缝中探出一张姑姑的脸，冷冷地告诉他：“你姐姐已经不在了！”随即，门被无情地关上，留下了张子静孤独地站在门外，茫然失措。
姐姐默默离去，先是离开了香港，然后又悄然远赴美国，留下了张子静孤独一人的思念。
张子静推着自行车走下楼，眼泪不由自主地涌出。他凝视着熙熙攘攘的街道，心中悲伤难以言表。曾经与姐姐分享糖果的甜蜜时光已经成为过去，姐姐离去，再也不会回来。
从小，张爱玲就深刻地意识到家中唯一的男孩弟弟将来会承担起家业的重任。她清楚地感受到弟弟因为是男孩而受到特殊的“尊崇”。
家中的两个佣人，对待张爱玲带的“何干”，总是感到吃了亏，因为她是个女孩。而对待张子静带的“张干”，则总是自以为是少爷，处处占据优势。张爱玲无法忍受张干的重男轻女思想，与他发生争执，但张干却傲慢地说：“你这脾气只适合住在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
在张干看来，张子静已经成为了未来家业的继承者，而张爱玲只是将要嫁出去的女儿，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存在。
但是，在张爱玲家，情况却有所不同。她的母亲黄素琼在自己的家庭中深受“男尊女卑”之苦，因此当她成为一个家庭的主母时，决定改变这一现状。
在张爱玲10岁的时候，黄素琼坚持要把女儿送进洋派学校，尽管丈夫反对，但她就像拐卖人一样将张爱玲拉去学校报了名，却没有带上儿子。黄素琼当时认为，虽然和丈夫的感情已经破裂，但张子静毕竟是独子，她相信丈夫终究会让他接受教育。
黄素琼万万没想到，她的丈夫居然连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最基本的关心。张廷重整天都沉迷于鸦片，宁愿把钱花在赌场和女人身上，却抱怨学校的费用太高，甚至连为儿子雇请私塾老师都勉强应付。
在母亲束手无策、父亲冷漠无情的环境里，张子静就像是在父母婚姻破裂的阴影下长大，成了被遗忘的孩子。
张子静生来俊俏可人，却饱受身体疾病的折磨，孤独成长在一个缺乏关爱的环境里，这让他性格中充满了胆小和消沉。在他的父母眼中，他永远无法比得上他那口才出众、才华横溢的姐姐张爱玲。
对于这位不幸的弟弟，张爱玲有着深刻的回忆。她写道，他对她的绘画作品既羡慕又嫉妒，经常在无人之时将其撕毁或是乱涂乱画。她能感受到他心中的痛苦与挣扎——她的话语更为流畅，身体更为健康，能享受的美食，能够完成的事务，他都力不从心。
尽管姐弟之间存在着一些竞争，但他们经常在一起开心地玩耍。在姐姐丰富的想象中，他们经常扮演《金家庄》中的勇猛骑士，一个拿着剑，一个挥舞锤子，在月光下领导手下攻打蛮人……
每当这时，张爱玲总是毫不掩饰地对弟弟表达出深深的爱意，亲吻他的脸颊。对于年幼的张爱玲来说，她无疑是喜欢她的弟弟的。他的俊美，他的笨拙，在她眼中更像是一个有趣的小玩意。
直到1930年，姐弟俩在争取父母关爱的童年游戏戛止，因为父母签署了离婚协议。这个家庭的破裂让他们的童年戛止，爱意和游戏不再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被残酷的现实所取代。
随后，张爱玲升入上海一所贵族学校，而张子静则依旧在家里的传统私塾上学，由于身体状况不佳，他总是比姐姐晚一步。
1934年，张爱玲已经就读高中一年级，而她13岁的弟弟张子静仍在读小学五年级。在这一年，张廷重又迎娶了后妻孙用蕃。
作为继母，孙用蕃对张爱玲和张子静这对兄妹的感情并没有投入太多。她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丈夫的影响。
早就觉察到了丈夫张廷重对张爱玲的偏爱。张爱玲天资聪慧，才华横溢，与她文学造诣深厚的父亲相映成趣，不仅赢得了父亲的喜爱，也满足了他的虚荣。与此相反，张子静就显得没有那么多引人注目的特质，在家庭中往往被边缘化。
正是因为这种家庭偏向，孙用蕃在一段时间内极力讨好张爱玲，给予她特别的照顾和关心，但对张子静的态度却远没有那么温和。特别是在张爱玲因学业住校期间，张子静常因继母的挑拨而遭受父亲的责备和惩罚。
有一日，张爱玲放学回家，竟发现家中弟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那时的张子静已经长大，却变得疲惫消瘦，身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衫，手里还拿着租来的连环画。家人们纷纷向她抱怨，说弟弟逃课、不听话、没出息，成了家里的一块心病。这样的弟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问题少年了。
那一刻，张爱玲既气愤又痛心，恨不得弟弟不能出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她彻底认识到，弟弟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被宠爱的小少爷了。
在一顿晚饭时，张爱玲亲眼看到了因为一点小事，父亲对张子静出手，一记耳光让原本平和的晚餐气氛骤然紧张。这突如其来的一幕让张爱玲震惊不已，泪水不自觉地滑落。，继母冷漠的话语像冷水一样泼向她：“哭什么，这和你无关。看看他，都没哭，你倒先哭了。”
继母的话让张爱玲感到彻底的心寒，她悲伤地丢下餐具，逃到了浴室里。她对着镜子中的自己，泪水悄无声息地流下，心中默默发誓：“我一定会报仇的，总有那么一天。”就在此刻，一只皮球突然从窗外飞了进来，撞击镜子发出声响。原来是张子静在阳台踢球，他似乎已经忘记了饭桌上的不愉快，正在学会默默地忍受与适应。
张爱玲的泪水止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寒意与悲哀。
1937年夏天，张爱玲的母亲已经回国，因为无法忍受原家庭的压抑，她常常偷偷去看望母亲。在母亲的影响下，刚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的张爱玲萌发了留学的念头。
当张爱玲向家人提出这个想法时，她却遭到了继母的冷嘲热讽。这个家庭里的气氛变得越发紧张，张廷重对前妻出国后的决定心怀芥蒂。他原本是在尊重张爱玲的选择，但妻子的挑唆却让他开始怀疑这个决定的可行性。渐渐地，他与张爱玲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变得疏远了许多。
后来的一天，张爱玲因为在外婆家过夜而与继母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结果不仅挨了一巴掌，还被继母污蔑为先动手打人。在继母的煽动下，父亲一时冲动，对她动了手，甚至将她锁了起来。
父亲命令，除了送饭的仆人外，谁都不许与张爱玲见面或交谈。在随后的半年里，因为父亲的恐吓，张子静一直没有勇气去探望姐姐，连一次尝试都没有。
张爱玲对此深感失望。，更令她绝望的是，某天在她被囚禁的小屋内，她找到了弟弟写给亲戚的信，信中居然诬陷她玷污了家族名誉。
自那以后，张爱玲深刻意识到弟弟不仅背叛了她，还变成了继母的帮手。这件事，她从未向外人透露，但从那时起，她对弟弟的感情彻底转冷。
1938年初，张爱玲抓住一个机会逃离了那个让她感到陌生的家，再也没有回去。而留下的张子静并没有因为和继母站在同一战线而受到优待。
父亲依旧轻视他，经常以他为出气筒；继母依然对他心怀不轨，一次，张子静在一张作废了的支票上签字，父亲发现后，因继母的挑唆，立刻给了儿子一记耳光。
后来，也许是再也无法忍受父亲的殴打，某个夏天，张子静只带了一双报纸包装的篮球鞋，勇敢地离开了家，来到了生母的家，表示不想再回去了。，母亲冷静地告诉他，她的经济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育费，而这个名额已经被姐姐占据了。
张子静哭了，张爱玲也跟着哭了。
在某种程度上，张爱玲的存在剥夺了弟弟很多关于生活和教育的资源。，性情温和的张子静并不怨恨，长大后的他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嫉妒姐姐的优秀，而是真心接受了自己的平庸，并以姐姐为荣。
1943年秋天，一向软弱无志的张子静终于振作了一把，他和同学们创办了一本月刊《飙》。那时张爱玲已经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张子静兴高采烈地拿着刊物找姐姐约稿，却遭到了冷水的浇灭。
张爱玲说：“我不能为你们创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写稿，这会损害我的名誉。”说完后，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太过果断，于是从旧桌子上找到一张素描给了弟弟，对他说：“你们可以用这张作为插图。”
或许是习惯了姐姐的排斥，也理解张爱玲个人主义的原则，张子静并没有生气。
随着张爱玲的名气越来越大，她变得越来越忙碌，张子静去找姐姐，十次里有九次见不到她。
1946年，张子静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跟着表姐和表姐夫一起进入了扬州的一家银行工作，这份工作待遇不错，让张子静既能自食其力，又有些积蓄。但那段时间，缺乏教育和引导的张子静竟然跟着潮流，沾染了赌博的恶习。不仅输掉了很多钱，还伤害了自己的身体。
张子静的生活充满了离别与孤独。他虽然后来戒掉了赌博，但姑姑张茂渊却对他越来越不待见。
有一次，张子静去找姐姐张爱玲，聊得太久以至于错过了晚饭时间，姑姑就责备他说：“如果你想在这里吃饭，必须提前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要吃多少米饭、哪些菜，这样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提前通知就不能留你吃饭。”这番话让张子静感到尴尬，只得匆忙告辞。
由于自己多年来未能积攒下钱财，再加上父亲挥霍无度，从不为儿子考虑，经济上的困境一直困扰着张子静，即便已到而立之年，他依然无法承担娶妻的经济负担。
张子静在这样的困境下孤独度日。解放前，他曾希望母亲留下来和他一起生活，但黄素琼只是冷淡地拒绝了他。
1948年，黄素琼离开了上海，直到1957年在英国去世，张子静再也没有见过母亲。
令张子静更加伤心的是，1952年，姐姐张爱玲去了美国，却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他去看姐姐，却被告知“你姐姐已经走了”，门也被关上了。
张子静下楼后，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周围的人穿着新时代的服装，而他，却再次成了最狼狈的弃子。
讽刺的是，与张子静这些亲人相比，继母孙用蕃却成了最仁慈的人。在张廷重去世后，她将其房屋租金的十分之三留给了张子静。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那时，张子静在郊区的学校担任中小学教师，收入微薄。幸运的是，孙用蕃在上海市区留给了他一间十四平米的小屋，成为他的栖身之所。
晚年，寂寞的张子静越发思念姐姐张爱玲，但只能通过报纸寻找姐姐的消息。1988年，有关张爱玲去世的消息传开，张子静迅速查找相关信息，终于与姐姐联系上。
也许是因为误传的姐姐去世消息的触动，独居的张子静开始担心自己死后无人发现。因此，白天他总是将小屋的门敞开，邻居进出路过时也会顺便看望他。
1995年9月，张爱玲在海外离世，这个消息让张子静感到一片空白。他找出了姐姐的书，翻到了《弟弟》这篇文章，重读着熟悉的文字，眼泪不禁涌上眼眶，他感慨道：
“‘很美’的我，如今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度过了庸碌的大半生，仍然只是一个普通人。父母生下了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留在人世。”
1997年，距离姐姐去世两年后，76岁的张子静也在他那14平米的小房子里孤独离世。，与姐姐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像姐姐那样黯然离去。因为，他是一个有点怕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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