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到底讲了什么。
这两天，电影《周处除三害》正在热映，影片借了历史故事讲了一个通缉犯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大罪犯并借此扬名的故事。
用典是一个好习惯，不过导演对“周处除三害”这个进了中学课本的故事的理解本身，其实犯了一个我们读书时也很容易望文生义的常见错误——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流氓青年改邪归正的故事。
这个故事最早记录在《世说新语》和《晋书》里，两个故事大同小异。
说周处是三国时代东吴名将周鲂的儿子，年少时周鲂早亡，而母亲又溺爱他，于是周处“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有一次周处跟乡里父老聊天，说今年风调雨顺，你们有好日子过了吧？
乡里父老说哪有好日子过啊！有三害未除。
周处问：哪三害啊？
父老说：南山白额虎、长桥蛟龙还有你这小子。
于是周处就去山中打虎、桥下除蛟，花了三天三夜时间才回来。
由于他回来的的太晚，乡里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三害并除，大喜过望，搞起了庆祝联欢晚会，周处回来的时候正看到乡亲们在搞联欢，深感自己为恶之巨，于是痛改前非，最终成了忠臣孝子。
这个故事本身挺简单的，但我记得小的时候看了以后有两个突出印象：
第一是觉得周处这帮乡亲挺没良心的，人家周处痛改前非为你们除害，你听说他牺牲在除恶路上，不掉眼泪也就算了，居然还搞联欢庆祝。这岂有此理？
第二则是觉得奇怪，因为在这个故事里，有一种力量似乎是缺失的。无论是山中猛虎、水下孽蛟还是为祸乡里的恶霸，官府听到了都应该出手翦除才对啊，这是公权力的职责所在。怎么会坐视三者火并呢？
后来大学学了历史，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有答案，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它自然就呈现出来了。
首先是“公权力去哪儿了”的问题，如果你了解三国时代吴国的特殊制度设计，你就会发现，整个故事里它一直在场，甚至扮演着主角——故事中那个被乡人骂做三害之首的周处，其实就是统治当地的公权力。
文眼其实在《晋书》原文里就有，所谓“州曲患之”，什么叫“州曲”呢？州当然说的是一级行政单位，曲则是指部曲。
东汉时期豪强利用特权兼并土地，让百姓纷纷沦为自己的佃农。所以在汉末乱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像张飞、臧霸这样的人物仗着家中“颇有资财”，领一支“义兵”（也就是部曲）起事，成为割据一方的小军阀，这些小军阀后来逐步兼并整合，投入到大军阀门下，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而魏蜀吴三国对待这些拥有私人部曲的小军阀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具体到东吴，由于孙家是从异地迁来、客居江东的，又没有蜀汉那种“光复汉室”的大义名分。所以对当地的私人地主武装的既成事实，只能采取接受和怀柔的政策。于是就有了所谓“佃客部曲制”——顾名思义，就是一批民人和其附属的土地都依附在某个兵主的名下，这些人口平时为佃客、为兵主耕种，战时则为兵，随兵主上战场作战。
所以在这种体系下，吴国的作战能力是受到相当的掣肘的，因为军队是私人化的，兵主的军队基本上只有兵主的族人能接收，其它人不能，即使是吴主孙权也不行。
东吴能打赢赤壁之战和猇亭之战这样的防守战役，而一旦战争推到外线——比如孙权经常帅十万众去打合肥，却拿不下来。归根结底不是孙权不能打，而是他手下的这些兵属于各个将领。将领们一旦打外线战争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私心，部曲之间难以依据野战战略规划进行合理协调，战斗力立刻就不行了。
这就是为什么东吴无论是孙策还是孙权当家，以至于后来西晋和南朝都难以北伐，而只能坐守待毙的原因。
也正因如此，东吴后期挑大梁的将军陆逊死后，他的职位和兵员只能由他的儿子陆抗接任；而陆抗死后，他的防区则要分给他的四个儿子分别统帅——其实从当时东吴险恶的军事局势上来说，这种“众建诸侯少其力”的选择大大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注定了东吴灭亡的命运。但由于“佃客部曲制”这个制度基础存在，它又是东吴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再去看“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就能理解这个故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其实不是一个横行乡里的恶少改邪归正的简单故事，周处是东吴大将、鄱阳太守、关内侯周鲂的儿子，他所生活的“州曲”，其实就是他们老周家现实意义上的封地。作为“兵主”，周处天生就拥有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权力与义务。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周处在成年后才会主动去问乡里父老“丰年何不乐？”这不是改过自新后的“管闲事”，而是他身为当地管理者必须承担的责任。
而以这个视角去看，之后周处除害的故事就颇为讽刺了，搞到最后他发现，老百姓虽然痛恨猛虎和蛟龙，但最希望的居然是他这个“兵主”消失。在他几百年前孔子说“苛政猛于虎”，几百年后柳宗元又说“赋敛之毒有甚蛇”，其实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古代王朝往往乐于像周处一样用“为民除害”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地方层面可能去除猛虎和蛟龙，上升到帝国层面，则比如像汉武帝那样北击匈奴、南伐百越。
但事实上，老百姓其实是会算账的，他们知道三害中最大的仍是周处，希望作为“兵主”的周处们与猛虎和恶蛟一起消失，让老百姓过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式生活。
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的学说为什么始终有人在提的原因——本来无一物，何事惹尘埃？
但这种道家式的朴素无政府主义梦想总是难以实现的，现实中不存在没有外敌、猛虎与恶蛟的桃花源，周处这样的“兵主”，是必须有的。
于是儒家的方案就应运而生了。
在“周处除三害”故事的最后，作者安上了一个带有典型儒家思维的结尾，说周处在经过高人指点之后改过自新，发奋学习，成了“忠臣孝子”。
不理解这个故事真是逻辑的话，读到这里肯定会奇怪，当了“忠臣孝子”怎么就对州曲乡里“无害”了呢？
这其实就是儒家的那个理想：儒家希望公权力基于家庭式的伦理去治理国家，并受到配套制约与规训，从而既能够“降龙伏虎”又对老百姓无害——或者至少，减少对老百姓的的伤害。
于是就像《周处除三害》所暗示的，儒家成了古代帝制最终的解毒剂。
千余年以后的1651年，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又译《巨灵论》）中，说了一个与《周处除三害》十分相似的寓言。
霍布斯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难免受到各种危害的威胁，甚至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天然对他人不怀好意，所以我们处在一个“人人为敌”、他人都是野兽的黑暗森林当中。而人们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就一定要订立契约，上缴自身的权利形成公权力，国家便由此产生。
所以霍布斯承认国家和君权就是一种怪兽“利维坦”，它本身就是一种恶，但却是必要的恶，就像乡民们厌恶周处，但是没有周处，就没有人替他们去除猛虎和恶蛟一样。期待三害同归于尽是不现实的，人类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在承认公权力是猛兽的同时，想办法即利用它的力量为人类除害，又制约它不使其为祸乡里。
所以《利维坦》这本书被奉为近代政治学的肇始是有道理的，它同时提出了两个政治学的两个原初命题：
第一，公权力是一种“必要的恶”。
第二，想让它合理发挥作用，必须将其“关进笼子”。
于是近代社会找到了法治。
又过了几百年，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拍《七武士》，这个故事从头讲到尾，其实也是一个《周处除三害》的翻版。
电影中，日本战国乱世里的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乡村在秋收后免受强调的劫掠，不得不出钱雇佣流浪武士们为他们“除害”。可是在战斗结束后，死伤惨重的“七武士”发现，他们所保护的农民并不为他们的牺牲感到多么的感谢或怀念，幸存的武士与归来的周处一样，看到了欢乐的农民，于是幸存的武士感叹说：“这次也算打了一场败仗吧，胜利的是农民。”
很多人说黑泽明这里是在批判“农民的狡猾”或忘恩负义。我觉得其实不然，与《晋书》中一样，他想反应的就是这样一种人性中无法配平的永恒矛盾——武士与农民之间，终究要有一方输、一方赢。既然如此，那还是让农民赢，更像个喜剧一些。
其实，无论《七武士》还是《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在讲到结尾的时候，都来到了一个充满戏剧张力的节点——假如保卫农民了的七武士或者除害归来的周处对农民的“忘恩负义”义愤填膺，恶向胆边生，决心教训他们，从而大行拷掠甚至屠杀，那会怎样呢？
那就成为了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悲剧了。
相比之下，我觉得，还是宁可让那些乡民们“忘恩负义”一点更好些——毕竟雇佣的钱已经给了，大家太平过日子，不挺好的么。
由此想到科幻作家刘慈欣写《三体》，在那个故事里，他描述了主人公罗辑兢兢业业为保护人类文明而“执剑”，可是在卸任“执剑人”之后非但没有得到全人类的感谢，反而遭遇了群体冷漠，甚至有人要起诉他。
刘慈欣老师说：“人类不感谢罗辑”。
我知道这个情节曾让很多三体迷和大刘一起义愤填膺，觉得故事中的人类实在是太卑劣了，罗辑这样一个伟大的、挽救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执剑人”，你们应该顶礼膜拜才对啊！怎么能不感谢他呢？
这里其实又反映了《周处除三害》故事里呈现的那种矛盾，只是大刘把它推到了某种极致，于是故事中人类的“忘恩负义”也显得尤为浓烈，让人气愤。
但说实在的，我不太喜欢大刘这样讲故事，因为他所幻想的世界所面临的危机都过于极端了，不是太阳要爆炸、三体人要入侵，就是全宇宙黑暗森林大逃杀。
在这些极端条件下，人确实很难保持正常人性。甚至可以说，人类文明几千年积攒下来的这点人性与常识，在大刘爱讲的那种极端故事中反而显得像个“圣母婊”和神经病。
刘慈欣老师这么写小说，也这么跟人聊天。记得他曾经在一次三人对谈中，指着身边的美女主持人问科学史家江晓原，说“如果地球濒临灭亡，世界上只剩下我们三个人，而我们拥有的是整个人类所剩下的文明，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会选择把她吃掉她吗？”
江晓原老师当时回他：“我是不会把她吃掉的。吃掉她我们还有什么人性可言？一个连人性都没有的文明，有什么拯救的必要？”
我觉得江老师这个答案虽然三观很正，却未免上了套，因为他认了大刘这个极端假设，要是我，我一定这样回他：
“你这个假设太极端了，
怎么地球就濒临灭亡了？
真濒临灭亡怎么就剩我们仨人了？
剩三个人还怎么延续人类文明？
想活下去吃啥不好，为什么非要吃人？
真要吃人，凭什么非吃她不吃你？
真要吃你，你愿意么？”
罗素曾经说过,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什么狗屁结论都能得出来。
所以大刘小说里的很多前提假设和最终结论，当个小说听听蛮好的，但太当真就没意思了。
所以我觉得，无论《利维坦》、《七武士》还是《周处除三害》，都是好书、好电影、好故事。
至少他们的三观是正常的。
人类在怎样构建一个平和社会、安心生活这一点上，虽然表述不同，终究仍是会殊途同归的——
为了不让屠龙少年终成恶龙，我们宁可接受乡民们的“忘恩负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