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版的阿甘正传
昨天休息，去看了新上映的国漫《长安三万里》，看完之后感觉特别好，如果满分十分的话，我愿意给这片子打九分——一分扣给毕竟是一部烧钱的动画电影，容量有限，没办法表现主创全部的用心考证和想要表达的宏大主题。让整部片子跟片中的人物身材比例一样，稍显有些头重脚轻，形式承载不起内容。但从整体上看，我觉得这片子是疫情三年以来国内电影鲜见的一部佳作。
电影《长安三万里》截图
说实在的，对“追光动画”这个制作方，我本来是挺有心理阴影的。他家拍的动画电影立意一直都很大，但就像《长安三万里》表现的李白一样，经常会出现故事讲述衬托不起其立意的问题。这种问题在《白蛇》系列中就存在，到去年拍《杨戬》时候达到了一个极致，整个故事叙事被其高立意给压崩了，几乎没法看。我一度不认为追光这样拍下去能出什么好作品了。《长安三万里》的票我几乎是捏着鼻子买的——因为当天影院实在是没什么别的想看的片子了，心想就它算了，毕竟谈的是盛唐。
但《长安三万里》这个故事出乎我意料的讲的非常成功，搞了这么多年，追光终于为他们的“高立意”找到了一个好的叙事背景——盛唐。也终于为他们想讲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靠谱的叙事节奏——一部中国版的阿甘正传。
电影《长安三万里》截图
是的，如果分析《长安三万里》这部剧的基本构型，你会发现它与《阿甘正传》非常相似——
在《阿甘正传》里，阿甘在长椅上等车，自顾自的为路人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而阿甘的这一生，所展现的又是美国战后时代的变迁。
电影《阿甘正传》截图
同样的，在《长安三万里》中，在剑南防守吐蕃的高适，为持节径入其军帐的宦官程元振，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而高适这一生，所暗喻的又是大唐的由盛转衰、一起随之沉浮的那一代诗人们命运。
这种“阿甘正传式”的叙事框架是非常好的，因为它方便于把一些非常虚、需要用长达一生的时光去体悟清楚的主题，高度浓缩、汇集在一个短时段内表达清楚。
《阿甘正传》所要展现的这个主题是“奔跑”，“跑”是阿甘这一生摆脱困境与烦恼、奔向自由的解决之道，其实也是美国战后发展史的求脱之道——二战后的美国就是通过不断地“奔跑”（发展），摆脱了越战、垮掉一代、种族矛盾等等困境，延续其“山巅之城”的地位。
电影《阿甘正传》截图
同样的，《长安三万里》用这个叙事框架其实也展现了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长安”。
什么是长安？
为什么“长安三万里”？
为什么在影片的结尾，创作者会如同中学语文参考书一样，堆砌大量唐诗中谈到长安的名句？
并借高适之口，说出那句“诗在，长安就在”？
为什么是唐诗，为什么是长安
其实看完全片，你会发现整部片子长安城真正出镜的镜头很少。
这一点，我觉得该剧的主创不是标题欺诈，而是对唐诗的灵魂把握的非常准——在唐诗中的“长安”，绝不是一个具体的城市，而是一个意象。一个代表理想，代表让自己飞黄腾达、一伸生平所学与所愿的远方的意象。
所以长安要有，但要在三万里之外。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长安三万里》借助描写高适和李白的这一辈子，为从小背唐诗的我们还原了一个问题的真相：唐人为什么要写诗？说白了，跟今天大学毕业生背“国考真题”一样，最初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求官，敲响长安的大门。
电影《长安三万里》截图
《长三》中提到过一个历史上确有其事的故事——诗人王维通过岐王的引见，认识了唐玄宗的同母妹玉真公主，历史上的王维最初确实是以一曲雅乐最初在宴会上引起玉真公主注意的，随后王维立刻将自己诗集献给玉真公主看，公主看后大吃一惊，说我原以为这些在长安脍炙人口的好诗是古人写的，没想到作者居然是你啊！于是第二年王维就科举进士及第了——是的，唐代的科举考试是不糊名的，唐朝甚至鼓励考生先将自己的诗文名声先在长安城中打响。这样等到榜单公布的时候，也才能更好的服众。所以像王维这样通过自己的诗文在玉真公主这样的权贵那里先显达起来，然后科举入仕的人生，是当时被肯定和模仿的正途。
所以影片中的王维在诗人群像中给人一种“佛系高冷优等生”的感觉，这个把握应该说是非常对的。
但是为什么当时的有志者“干谒诸侯”流行用诗呢？影片中其实也提到了——《诗经》中的《黄鸟》，编剧开篇就借青年李白悼念自己的好友吴指南而将它唱出：
交交黄鸟，止于棘。彼苍者天! 歼我良人。
这里其实并非闲笔，因为它在提示我们，诗言志，这是一个中国自先秦时代就开始的传统。当时的诸侯、公卿、士人之间，有什么话都不直说，而是一定要借诗言志，以至于孔子都教训自家孩子“不学诗，何以言”。
而到了唐代，这个风气有了个进阶版，你不仅要会背诗，还要自己能写，混出圈，别人才愿抬举你。于是唐诗获得了空前的繁盛。
但问题在于，一种事物一旦跟飞黄腾达的机会挂起钩来，它就会不可避免内卷起来。到了李白、高适想要入仕盛唐时代，写诗这个事儿，也内卷到了相当的程度，像李白这样的顶级诗人可能还有机会靠诗文扬名，像高适甚至是杜甫（历史上真实的杜甫在生前诗名其实是不显的）这样的“次一等”诗人，想重复王维呈个诗集就状元及第的故事，真的已经很难了。
所以我们看到影片中高适去了长安以后，他拿着自己的名帖和诗集四处登门“干谒”，得到的却是拒绝、拒绝、再拒绝。屡次被“长安”拒绝的他不得不归乡、从军、隐居、渡过一个十年、十年、再十年。从青丝等到白发，从少年等到暮年。
我相信，很多成年人在看到电影在看到电影这一段的时候，是特别能感同身受的——很多人都有过当京飘、沪飘的经历，像高适拿着他的名帖和诗集一样，我们也曾揣着自己的简历东奔西走、“干谒诸侯”，想在“长安”找到一个自己的归宿、一展生平所学。
然而大多数人跟高适一样，等了很久很久，也迟迟没有等来那个机会，王维、李白、崔宗之，眼见着自己的这些前辈、同辈、后辈抓住不同的机会登了龙门，怎么自己就迟迟没有这种机遇呢？
离别长千里，相逢数十年。此心应不变，他事亦徒然。
人生对于“高适”们而言，似乎就是一场无望的等待与漫长的受锤的过程。于是原本用来争取机会、博取关注的诗，慢慢异化为了我们在寂寥中的聊以自慰和灵魂寄托。于是高适的诗变的苍凉、愤懑、悲壮而又刺世。“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诗歌的意义在这等待与磨难中升华，唐诗终于成了唐诗。
这是影片借高适的人生所隐喻的唐诗蜕变。但有另一重更深层的社会机理，影片没有充分点明——是为什么高适从青年到中年一直郁郁不得志呢？真的仅仅是因为他的《燕歌行》写的不够好吗？
不是的，答案藏在影片中高适一再强调的他的那个高贵出身里——渤海高氏。
高适的诗意与失意
渤海高氏是北朝而至隋唐时期的名门望族，门阀牌子一度硬到了甚至连北齐的高欢家族也要硬说自己是其一支的地步。但到了盛唐时代，渤海高氏如同片中高适自己所言，已经没落了。而这种没落的原因，在于渤海高氏属于“山东士族”，而隋唐政权承袭自北周，是以“关陇贵族”作为统治核心的。于是像渤海高氏这种跟前朝天子沾亲带故的山东士族，在唐初的地位一直是被征服对象、充其量能上升到被统战对象，是无法成为真正的统治阶级的。
这一点的突出代表，请看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这个人，应该是中国有史可考的最早的“山东黑”（虽然此“山东”非彼“山东”），史载贞观年间，唐太宗动不动就在朝堂上搞地域歧视、对山东士族大加贬损。后来大臣张行成听不下去了，说皇上啊，您还是收了神通吧！陛下贵为天子，全天下都是你的，要一视同仁，整天说“山东人”不好，别人会说你狭隘呀！
但饶是如此，太宗皇帝还是不停的搞地域黑，贞观十八年，太宗要打高句丽，急寻惯战之将，听说有个叫程名振的山东人很有本事，就召来问话，程侃侃而谈，太宗非常满意，表示可以重用。熟料临走时，程没有跪下谢恩。太宗又不顾体面，指着他的背影就开始发飙，大骂说这小子不愧是“山东鄙夫”啊！如此不识好歹。
这段史料暗示了“山东鄙夫”这种词在唐代关陇集团内部应该是非常常用的骂人话。关陇贵族们平素是以取笑、打压山东士族为乐的。甚至连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也不能免俗。其实你说太宗皇帝真的如此鄙视山东士族么？我看未必，太宗皇帝玄武门起事的地盘和其依赖的很多将领、学士，其实都出身于山东士族，甚至他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舅舅高士廉，就是那个“渤海高氏”。秦王这一系的“山东味儿”是很浓的。
但正因如此，太宗在掌权后才必须不断表现自己对“山东士族”的鄙视，来安抚关陇贵族，告诉他们自己的胳膊肘没往外拐，咱们才是一帮的。
因为唐太宗知道一个道理：权力是拒绝分享的。长安的要害官位一共就只有那么多，给了关陇贵族就没办法再给山东士族。所以必须用“地域歧视”分明主从。
唐代对山东士族的鄙视和系统性打压，反映了要在农业社会建立高度集权的帝制王朝一个绕不过去的必然矛盾——权力的稀缺性一定会让中央与地方豪族之间产生嫌隙。山东士族们天天“望长安于日下”，却就是挤不进去，久而久之必怀冤枉。你怎么解决？靠骂几句“山东鄙夫”或“臭外地的跑我们长安来要饭了”，有用么？
没用，想合理分配稀缺的权力资源，必须调试制度。
于是唐太宗才追比前朝，完善了科举制度。看着士子们来应考，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觉得自己终于发明了一种能协调各地士族、豪门势力，分配权力的好方法——咱统一考试，你们总没话说了吧？
可是问题依然存在，就像我们在《长安三万里》中看到的，不糊名的科举产生了士子们用诗文“干谒诸侯”、“行卷”以求出头的风气，带动诗歌繁华的同时再次出现了内卷，大家卷着卷着又发现，原来无论科举还是恩荫，朝廷的大部分官位还是被关陇贵族集团拿去了。为了防范山东士族，朝廷甚至宁可任用高仙芝、封常清、安禄山这样的“胡将”也不用你（比如剧中出现的只能在扬州舞剑的裴将军，就属于河东裴氏）。
是的，开元盛世下的大唐，出现了大量像高适这样被排除在核心权利圈层之外的山东士族，以及李白这样的“商人之子”——李白所代表的阶层，其实在这个阶层食物链的更低端，朝廷的官位连士族内部都不够分，怎么能允许富裕而新兴的商人挤进来分蛋糕呢？
电影《长安三万里》截图
于是他们心中“长安三万里”的梦想，反而成为了大唐的“盛世繁华”下的一个隐患。
大量的高适、李白们求机会而不得，只能空留下“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的嗟怨。
而这种嗟怨最终积聚成了一场惊天灾变，这就是安史之乱。
突然有一天，几百年一起发生了
时至今日，很多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可能依然会把“祸乱天下”的罪责全怪在河北三镇的头上。觉得你们这帮耗材不识好歹——好端端的，你们造什么反啊？破坏了盛唐的大好形势，甚至让整个中华文明走了下坡路，罪莫大焉。
可是如果你把视角转到河北三镇、以及支持他们起事的山东士族去看，会发现不是这样的——你唐朝自是盛世，可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全聚德股票上市了，请问全聚德养的鸭子会共情的留下热泪么？同样的道理，在唐朝当时的体制下，山东各道、尤其是河北各藩镇长期处于吃最多的苦，却享受最少利益的状态。仗是他们打的最多，人是他们死的最多，当地长期受到战火荼毒和军事化管理，可到了分享权力的时候，长安的达官贵人们却目他们为“山东鄙夫”。久而久之，当地士族豪强当然会不爽。他们在唐代得到的教训，就是皇帝不是从自己这里产生的，果然吃亏——那从我们这儿推一个皇帝出来不就得了么？于是就有了安禄山。
是的，安禄山的起兵造反，其实长期受压的山东士族集团与久居边地的胡将相结合所产生的。史载安禄山起兵后，河北很多地方甚至纷纷为其建立生祠，尊奉这位“大燕皇帝”。而安禄山的幕府中，也任用了大量的山东士族子弟作为其幕僚。这些人“从贼”的心态其实跟后来李白从永王“叛乱”相似，他们不是分不清是非。而是人生的困境让他们不得不如此——他们也想去自己的“长安”，可是长安却拒绝了他们，让他们此生无望，那能怎么办呢？只好随着他们的“安大帅”打进去。
因为受到了被压抑许久的当地士族的支持，所以安史之乱才如此难以平定，甚至在被平定之后依然化为“藩镇割据”导致了唐王朝的中衰，这才是安史之乱的真相——安禄山，真的不是代表他一个人在造反。
而明白了这一点，你也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历史上的高适，确实如同影片中表现得那样，安史之乱爆发前半生郁郁不得志，辗转蹉跎，什么路径都升不上去，但安史之乱爆发后，他却仿佛坐着火箭一样迅速升迁，从哥舒翰幕府不入流的掌书记，而拜左拾遗、又转监察御史、擢谏议大夫，最终升任淮南节度使，出镇一方，讨平永王叛乱？
高适的才具当然是起作用的。但并非决定性的。真正最重要的理由还是那个——他是“渤海高氏”之后。
安史之乱之前，他是朝廷防范和打压对象，但安史之乱之后，跑到灵武登基的唐肃宗回头一看，发现身后居然还跟着这么一个忠心耿耿的山东士族呢。高适有文名，还会打仗，更重要的是，他是山东士族。把他提拔起来，放出去打仗，能够帮助唐王朝最大限度的收拾人心，削减叛军的合法性。
唐王朝需要用对高适等人超格的拔擢告诉山东士族，只要你们愿意归顺，朝廷还是愿意给你们飞黄腾达的机会的。
于是高适终于等来了他那个“大鹏一日同风起”的时机，或者就如同影片中所说的。“突然有一天，几百年一起发生了。”
高适的人生命运，随着大唐的国运一起转动——只是颇为讽刺的，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晚年的高适官拜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了盛唐诗坛“人类群星闪烁时”的那群诗人中功业最高，甚至可能是唯一终于到达他所追求的“长安”的人。但我不知道晚年的他想明白过那个问题没有：他和李白、杜甫们一起年少交游，吟诗作赋，试图以诗文扬名立身，但最终决定他们此生际遇的，其实不是他们的才学和诗文。而是他们的出身——
高适出身山东门阀、渤海望族，所以就阖该年少时受压、安史之乱后飞黄腾达。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所以少年时就还算得志，安史之乱“天街踏尽公卿骨”之后，却日渐落魄潦倒，最终病死草庐。
李白最惨，是商人之子，所以即便能做到文名满京华，又能如何呢？他就是走不了科举正途，不能进入唐朝真正的统治核心去进行一展自己的抱负。唐玄宗即便不拘一格的要用他，用的也是他的诗词、把他当做帮闲的弄臣。所以李白的狂狷，很可能如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一样，不是他命运的原因，而是他宿命的结果。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年轻的时候，我们恃才傲物，也许都会这样想。然而见惯了世事，你才会发现，你的命运很可能早已在暗中被写好了剧本——我们不过是在命运的洪流中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到底能不能等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并非你的诗、你的文、你的武艺、你的选择、乃至你自己能决定的。
这是一个悲剧，任何诗文都化不开的悲剧。
诗在，长安就在
长安三万里，历史的大势，决定了那个时代，有太多人在遥望长安，然而正是因为长安无法回答那么多人的遥望，唐王朝的权力、机遇分配体系不能回答所有人的需求。那个盛世迎来了必然的瓦解与灾变。
随之，整个华夏文明也迎来了转折点，因为我们的文明接受了这个教训、并进行了自我改造了——既然“长安”无法回馈所有人遥望的需求，那么就只能压抑大多数人的这这种需求，不要鼓励那么多高适、李白、杜甫们去“望长安”，避免让他们望着望着就产生了怨望、徒然发些什么“战士军前半死生”或“朱门酒肉臭”的感慨。
于是你就发现，在唐以后的诗文当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少的人去满怀希望的“望长安”了。哪怕偶有辛弃疾这样唐风猛人兼奇才“西北望长安”，也终究只能“可怜无数山”。
终于，“长安”的意象逐渐消失了，诗人们的理想随着野心一起被刻意曲抑了。中华文明随之从盛唐以前那种高昂、奔放当中由盛转衰，从张扬走向内敛、从勇武走向文弱，从野心勃勃走向谦逊守礼、从时刻梦想“大鹏一日同风起”到满足于“小园香径独徘徊”——
我不忍心说，这是一种文明的自我阉割，但确实，我们为了文明的稳定、为了在维持皇权大一统制度的前提下不让安史之乱式的内爆重演，实在失去了太多。
这其中最宝贵的，就是那种自由、奔放、勇于追求梦想的盛唐精神。“望长安”，它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古老活力与野性的最后回响。
如今千年已过，在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理应不再有类似的矛盾了，那我们是否能寻回唐人口中的那个“长安”，和那个“长安”所寄托的立世出身的理想、野心与自由了呢？
片中高适最后说——诗在，长安就永远都在。
这也许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影片看到最后，当一段段千年前诗人们“望长安”的句子浮现，你难以抑制的热泪盈眶的原因吧——
原来，我们的文明，也这样鲜活过、张扬过、大胆过、自由过。
也曾有那么一群身影，将自我理想的实现自信的视为应然与必然。这古老、康健而未被扭曲的精神，即便穿越千年仍能在每个自由人的心中引发共鸣与回响。
愿你此生也有一个自己的长安：诗在、心在、志在、长安就永远都在。
电影《长安三万里》截图